「一個口述歷史下的偶遇」- 青年會合唱團

近日由於筆者在工作上需要搜集有關「口述歷史」的資料，故此主動接觸熟悉此題目的專家及學者，難得機會地藉著我們部門的通識科老師介紹下，聯絡了他在香港浸會大學就讀的一個課程的講師 - 張慧真博士。她是一本名稱為「從十一萬到三千」書籍的編撰者，書中主要訪問十八位淪陷時期在香港求學或任教的長者，透過「口述歷史」探討有關戰前中學教育的發展情況。從張博士的口中知悉她曾訪問一位名叫李妙卿的長者，她與青年會的服務發展歷史拉上莫大的關係，也引起了筆者的興趣。據張博士所說，李妙卿女士年青時曾參加了當時香港淪陷時期前由本會舉辦的一個免費合唱團。引述「從十一萬到三千」書中內文所說：「…每逢星期六的晚上，三百多個青年人聚集在禮堂中練歌。唱歌後還有遊戲，約九點散會。我在合唱團中認識了不少朋友…其中還有鳳溪中學的校長。」同時，李女士還透露當時任教的老師及合唱團的指揮是由黎小田的父親黎草田擔任。從網上搜尋得到一個名為「黎草田紀念音樂協進會」的網頁，內裡有透露黎草田先生曾加入本會(九龍會所)的課餘讀書會 – 青萍社，其後由於他對音樂事工的熱誠而擔任了本會合唱團的義務指揮，活躍於港九青年會並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一九三九年三月青年會唱歌班千人大合唱在必街會所附近的香港卜公球場舉行，黎草田擔任指揮一職。

此上個人的歷史見證故事，可見青年會「合唱團」的發展歷史就是其中一個「可持續發展」好例子。不信？請看看總會外懸掛著數條十分亮麗鮮明的「兒童合唱團」招募橫額，多項的培訓及表演活動亦於週六舉行，雖然招募的對象有所不同，但仍表現出本會發展合唱團服務的堅穩信念及形象。

社工專業的可持續發展探索 – 出席研討會後記

近年社會工作者面對很大壓力，一方面不斷強調競爭、增值及交代，而社會人士的期望亦不斷提高，另一方面又缺乏資源、規劃及社會福利發展藍圖。一月十九日，筆者因應工作之便，於社聯總辦事處出席了一個由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所辦的周年研討會，探討題目為「為社工充權‧社會工作專業可持續發展」。本研討會將從不同角度，探討社會工作者在此形勢下，可如何持守專業信念，助人自助，繼續做制度的監察者。

座中邀請多位著名學者及嘉賓，包括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先生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黃洪博士，研討會的內容為探討社會工作者如何在面對追逐競爭、增值、交代機制、文化轉型及社會人士的期望亦不斷提高但缺乏資源、規劃及社會福利發展藍圖的形勢下，持守專業信念，助人自助，繼續作為制度的監察者及爭取社會公義的持守者。席中討論氣氛熾熱，出席者近大半數均是將踏足社會工作工場的社工系學生，台下發言者對社會工作專業的可持續發展均抱著懷疑的態度，特別是合約制的衝擊所造成的專業斷層現象及管理主義下的交待機制壓力造成社工游離於原有理想及信念的掙扎等。由於篇幅所限，以下是節錄部份講者的言論內容：

呂大樂教授揭示部份社會服務機構有脫離本位的危機，而進入容讓「服務跟錢走」的可悲局面：

「…面對實際的情況是非牟利機構向政府投標的新服務計劃時，常將價格壓低，使到政府錯誤地認為低價一樣可提供原有新服務的要求。但是，問題必須帶出的是，這樣出現的結果是否代表價格「幾低都有人做」，還是價格「幾低都做得到」呢？當然，「幾低都有人做」是由於惡性競爭的關係，而「幾低都做得到」，將涉及是否此計劃的成本是真實地反映社會服務機構的目標及要求，還是只求達致政府的要求而不符合機構本身的服務發展及精神呢？」

「個人認為社會服務機構最寶貴的是對服務對象的負責任精神(accountability)。從坊間的調查可見，社會服務機構給市民的形象仍是可信賴的，是積累多年與市民共渡艱難的寶貴形象，接受市民大眾所認同。大部份社會服務機構的成立背景是由於社會上存有不公平或受社會發展而被邊緣化的組群所發生的問題現象，從而確立使命及方向，為他們謀取應有的利益及幸福的發展。「反璞歸真」便是一個NGO要反省的課題，要持續地發展必須尋溯本源，對自己的成立宗旨、使命及目標重新審視，才能不致「被錢牽著走」，而迷失社會服務機構應有的本位。」

另外社協教育委員會召集人張錦紅小姐也對「短期計劃」未能持續而造成「專業斷層」的問題作出回應：

「…成功申請新服務計劃時充滿夢想，但是當做下去時卻往往淪為交待的層面，只努力證明成功，亦未能令到服務可否持續跟進及承托，計劃只是『話完就完』、服務只有『終結便終結』，往往後繼無人。曾有成效顯著的服務向不同的政府部門推介以使計劃能延續下去，但往往嘗閉門羹，使到成果無法承接，造成『專業斷層』。」

「…計劃中的流失率亦見高，同時受聘的合約同工往往所做的工作比長約同工的工作量為多，但是所得的薪酬反比長約同工為低，同工不同酬，合約同工所實踐的新服務經驗卻未能藉續約或轉往長工的情況下延續下去。…就算是在人工低的現實下，他們如何被鼓勵及抱持著永不放棄的精神，機構又如何可承擔及支持新服務計劃的成效跟進而不致『胎死腹中』呢？」

黃洪博士亦在社工的困境及定位提出問題：

「…最近一次國際社會工作教育的會議，各老師提倡在全球化的經濟及文化影響下，人權及公義必須作為社會工作教育的核心，也為社工的理念及角色重新定位。…問題是能否在現行的社會服務環境下發揮社工的功能，從事多年社會政策的建議及工作，我常面對的問題是，自己所做的工作有沒有用…就算本人向政府提交建議，回應總是公式化地與過往一樣。同樣地，很多社工常對自己發問的問題是：可否幫到人，社工會期望可看到服務對象所處身的不利環境得以轉變，但是往往會有『無能、無奈、無力』的感覺。當自己本身的角色是協助服務對象擺脫無能無助的困局時，只見成效未能彰顯，自已已率先陷入無能無助的困局，甚至弄至身心俱疲(Burn-out)的局面。」

「由於我是督導實習學生的關係，也常面對一個現象，就是很多經歷完實習的學生，往往返來的回應是：『做社工有沒有用？幫唔幫倒人？其實做唔做社工好呢？』…問題的出處是否市場的導向、政府的資源控制、社會結構的轉變等，造成社會服務及社工專業的定位出現問題呢？是否也引致很多即將步入工場的準社工面對理想與現實的強勁拉力呢？無論如何，社工、業界及社會服務機構都要重新審視有關『人權與公義』的核心目標，關注個人與政治環境影響的問題，以對社工專業的發展重新定位。」

青年會與可持續發展 - 編者的話

曾特首的施政報告中提到：「人文效益是講求歷史文化保存，社會效益是要共享成果、促進社會和諧，而環境效益則是講求資源保育及可持續發展。」由此可見「可持續發展」的字眼或概念早已廣泛地使用，甚至已成為政策內涵及發展重點之一。那麼，如果將「可持續發展」所表達的意義及概念，聯繫到青年會的發展機遇的話，又會成為一個甚麼的新景象呢？過往「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的字眼，正如上述政策內所提到，出現在有關探討「環保」的課題上所佔的篇幅較多，但隨著近年「可持續發展」的話題被熾熱討論，包括政府成立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不斷地積極邀請市民討論有關本地高齡化、人口政策、城市規劃等涉及如何持續地發展的課題，使到「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廣泛地被社會人士所接受，甚至有社區人士或專業團體將「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擴闊成為衡量不同知識及專業領域上可否持續地發展的意思，坊間亦隨時可見不同的團體舉辦了很多形形色色的專業講座及座談會，例如：人口政策與可持續性發展、教育與可持續性發展、社工專業與可持續性發展等等。

不論如何去演繹「可持續發展」的定義，如果去追溯有關其定義的內容，可跟據世界環境委員會早於一九八七年對「可持續發展」的闡釋是：「在滿足當代人需要之同時不剝奪下一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也就是當代人不要「敗家」，反要「持家有道，福澤後代」。不過，當「可持續發展」的概念與我們熟悉的「社會工作」，甚至是「青年會」本身扯上關係的時候，其效果便有如近期因「天星碼頭捍衛鐘樓事件」而引發的「集體回憶」討論一般，回顧本身歷史的發展，重新審視價值及方向，加強定位及集體認同，便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反省議題。正如近日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舉辦了一個名為「為社工充權‧社會工作專業可持續發展」的周年研討會 ，便是反省及思索「社會工作」可持續發展的命題，內容將撮錄在「社工專業的困局」一文內。另外，筆者近日遇到一件穿梭於青年會推動「合唱團」的歷史片段，令思索「可持續發展」與「青年會」的關係上，增加了反省的內涵，詳情可參閱內文的「一個口述歷史下的偶遇」。

對於重新審視價值及方向、定位及認同方面，如果翻閱文獻，自從青年會運動傳入中華大地並於一八八五年的福州英華書院成立全國第一個青年會開始，及至後來南下本港，於一九零一年於香港成立第一個的青年會，由學校青年會的前身至城市青年會的歷史發展，可見本會發展大學青年會「UNLY」亦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歷史見證。故此，內文亦會對大學青年會的未來發展作一描述。

其他內容，包括「國際義工運動發展」及「非牟利機構發展」亦與「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扣上重要的關係。從本會義工運動的不斷發展，以至宏觀地探究青年會作為非牟利機構的角色上，如何平衡在市場導向的大形勢及持守社工的立場及理念等，也是今期探討的問題，期望同工亦能對以上的內容及題目得以有著啟發及回應，也共同反思及籌算青年會面前所面對的機遇，如何可容讓青年會的使命及目標可達致「可持續發展」的理想方向。